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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恒大淘宝足球拟登陆“新三板”足球涨停在即?

发布日期:2019-11-02 09:30   来源:未知   阅读:

  7月1日,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公开转让说明书》,拟冲击新三板,足球圈、地产界和资本市场炸开了锅。如果恒大淘宝足球上市成功,他将成为亚洲足球第一股。如此以来,中国足球会不会涨停在即?

  7月1日,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公开转让说明书》,拟冲击新三板,足球圈、地产界和资本市场炸开了锅。主办券商国泰君安。

  公开转让书显示,公司大股东恒大集团和阿里中国分别持有公司60%和40%的股份,不过,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单一股东无法控制董事会的表决结果,也无法控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一周之前恒大宣布增资扩股,恒大股权从50%增至60%,成为俱乐部控股股东,阿里巴巴从50%减少至40%,变成第二大股东。当时很多人不知道恒大足球俱乐部的性质已经悄然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

  早在一年前,恒大和阿里巴巴宣布合作的发布会上,许家印就提出增加股东的计划,一年之后恒大果然上市,股东很快将不只有恒大和阿里巴巴两家。

  5月初,在“举国足球”的浪潮下,王健林也改口了。“我不排除投资国内足球俱乐部。”而此前,王曾明确表示万达“不会回中超”。

  整个5月,王健林日程的主题是足球。5月29日,王健林出现在苏黎世第65届国际足联大会现场,成为首位受邀参加的中国企业家。这得益于2015年初万达的两场收购2015年1月21日,万达收购西甲豪门马德里竞技俱乐部20%股份,2月5日万达收购世界第三大体育营销公司盈方体育,盈方体育拥有世界杯亚洲区的转播权。

  5月11日,成立才1年的乐视体育完成A轮融资,万达投资以及王思聪的普思投资合计持股11.49%,成为第二大股东。乐视体育号称要拿下90%以上国内外体育赛事的版权,在足球版权方面它已堪称亚洲霸主,拥有欧洲五大联赛版权、以及日韩J、K联赛和澳超联赛版权。乐视还进入了足球赛事运营。2015年3月,乐视体育获得从2015-2019年中国女足超级联赛全球独家媒体版权、冠名赞助销售权和商业开发权。

  多年以来,中国足球一直是个小圈子,大富豪们烧钱斗富。这种单调的生态终于在2015年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和机构进入这个产业。

  几乎每天,北京斯迈夫体育产业公司总裁袁方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斯迈夫目前在北京、无锡、太原等地有7个体育产业孵化基地,为体育产业创业者提供服务。袁方在体育圈子人脉关系广泛。给他打电话的人形形色色,有创业者,有风投人士,有民企老板,也有取经的体育局局长。袁方的回答一般都会让对方失望:“不光是足球,所有的体育产业都缺好项目。但现在总算是有秧苗要破土了。”

  中国足球生态和氛围正在改变。3月29日,第10届斯迈夫体育论坛的火爆程度让创始人袁方感到惊讶2500张门票被抢购一空,出席者包括300多个城市的体育局局长、20多个市长、几十位投资圈人士,而足球是最滚烫的线日,国家主席习领衔的中央深改小组第1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3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这份文件。如此高规格的足改方案,顿时让足球成为社会焦点。

  “体育产业已经上升到和文化产业相同的层面,这次足球改革不是小打小闹,而是着眼于推动经济发展。”盛开体育总裁龚华说,现在体育产业很像前几年的文化产业,政府为推动其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高规格的文件。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其中的一组数据引发市场极度乐观情绪:2025年中国的体育产业总规模要超过5万亿元,而现在中国体育产业才500亿元。体育是最后一个没有对市场完全开放的行业,而作为第一运动的足球怎么改革,对于体育产业有风向标的意义,“如果足球可以搞好,整个体育产业都可以搞起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不要看现在很多人进来,要看3年之后还剩下几个。”一位资深体育人士说,体育产业的投资回报很慢,熬得住的人不多。他认为现在只是投资商们有热情了,但市场的基础非常薄弱,需要时间培育。目前,中国足球产业还有太多尴尬的现实:足球产业链上有场地、队员、比赛、观众、香港挂牌图之篇,媒体、商业赞助6个环节,后4个环节现在都有了,但是前两个很稀缺。中国体育设施匮乏是普遍现象,而大部分父母不愿意让孩子踢球。“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场地,没有足够多的足球人口,也不会有高质量比赛,足球产业恐怕还是无本之木。”

  他是个IT精英,在广州一家上市公司做了多年高管之后,2012年回到家乡沈阳创业。现在他的公司是东北几家大公司的IT外包服务商,日子过得很滋润。

  他也是个球迷。回到沈阳之后,他加入了一支有40多人的业余球队,队员年龄从18岁到50岁不等,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同学或者朋友。从去年开始,这支球队加入了一个业余联赛,一共有50多支球队打比赛。在沈阳,常年存在300多支业余球队,一共有4个不同的联赛,最大的一个联赛有100多支球队。

  首先引起李志南注意的是球场的火爆,一到周末全满,打联赛都要提前一年预订场地,不然就歇菜。在沈阳,人工草场地踢一场球的费用是500块,天然草场地要1000多。他动心了,能不能经营一个球场?他还想过能不能把沈阳的民间联赛经营起来?他去找体育局的朋友,发现搞球场不太现实。朋友和他聊起了足球改革的前景,还有即将召开的斯迈夫体育论坛,这个论坛已有10年历史,被戏称为体育界的“达沃斯”。在直觉的驱使下,他花4800块钱买了张论坛的门票,3月29日赶到了南京斯迈夫体育大会现场。

  会场火爆的情形让他很吃惊,“到处都是人,都在谈足球。”会后和斯迈夫创始人袁方接上头之后,他变成了真正的足球创业者。袁方正在和沈阳市体育局商谈筹建一个足球产业孵化器,需要在沈阳当地找一位合作伙伴,他们几乎一拍即合。

  和李志南一样,这一波的足球创业者很多都是球迷,或者足球相关从业者。著名足球评论员黄健翔成立了动吧足球,公司介绍为“专注少儿足球启蒙教育的移动互联网体育教育服务平台”。像这样戴着互联网+光环的足球APP很多,很多没有实质内容,有的公号直白地写着“诚寻投资”。作为资深足球记者杜锐也是球迷,而他的一位领导、北京青年报的一位高层已经在一支业余球队踢球20年,这两位球迷让“北京社区足球联赛”的诞生成为可能。

  创业者中最有名的人当属李铁。除了著名足球运动员、现任男足国家队助理教练和恒大足球俱乐部助理教练的身份之外,他还是铁子帮足球的创始人。今年3月,“2015铁子帮全球业余足球联赛”开赛,23个省的几十个城市参与了这场联赛。迅速地在全国铺开,与铁子帮类似连锁加盟的运营模式有关。2014年底,铁子帮开始在全国招募分舵舵主,这些舵主成为铁子帮足球联赛落地的合作者,他们之间有一套利益分配机制。

  足球联赛只是个开头,青训是铁子帮的重点目标。2015年6月,李铁国际足球培训课堂开始面向全球招募堂主,堂主也类似于连锁加盟商,负责招募和组织当地青少年进行足球培训。这个培训由前国家队主教练朱广沪出任总教练,李铁出任技术总监,与往常的草根培训大不同。在老家沈阳,铁子帮还准备办一所李铁国际足球学校,投资几块足球场。全国各地发掘的好苗子可以直接进入李铁国际足球学校,这些有潜力的孩子如果未来走上职业足球之路,也会成为铁子帮最值钱的资产。铁子帮还搭上了互联网+的顺风车,铁子帮的公号上聚拢着一大批被称为“铁丝”的球迷,他们在这个公号上可以买到很多和足球有关的东西,也可以参与铁子帮的很多活动,比如申请做铁子帮的舵主或者堂主。

  2014年5月18日,李铁、邹达、肖占波、曲乐恒四位兄弟情深的足球运动员创办了铁子帮足球,李铁是最重要的品牌资产。它的商业运营实体为浙江铁子帮体育交流策划发展有限公司,操盘者为董事长邹达。尽管布局看上去很完美,但赚钱还为时尚早。“我跟一些投资人见过面,但是谈起来很难。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投资回报确实比较长。”李铁说。

  创业者的涌现只是足球热的一个方面。足改方案出台之后,沈阳市足协教练员培训班一下子来了200多人报名,而前几年一个25人的培训班连人都凑不齐。沈阳足协秘书长范广会说:“无论是体校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退役的运动员,这回都来了。拿到教练上岗证可以到学校教足球,发展得好没准还能到中甲、中超执教,大家感到都有奔头。”不仅如此,由于沈阳民间比赛活跃,裁判人手短缺。在范广会的印象中,这种景象在1999年足球很火的时候出现过,“那时足协注册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有三四家,每家都是几百人,比赛特别火,裁判也很多。后来足球大滑坡,私人俱乐部都没有了。而如今,哗一下又起来了。”

  地方政府的反应看上去也很热烈。“以前跟我打交道的也就是体育局长,现在很多都是市长。”袁方说。斯迈夫体育论坛有20多位市长来参加,前所未有。

  对于官员们的反应,一位中超俱乐部高层表示质疑:“我做足球这么多年,印象里面只有一位管文体的副省长来视察过。所谓的重视从何谈起?我们的省长、书记里面到底有几个是喜欢足球的?”他认为是上行下效,还是上有所好、下必趋之,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是要搞政绩工程就很可怕”。

  但也有怀着创业者心态的政府官员。5月22日,接受本刊采访时,沈阳体育局长杨树的日程已经满满地排到了7月5日。他的日程表上排着要见的各种类型体育产业公司,也有北京、上海的银行、基金公司,还有国内外的各种体育组织。采访的当天,他正在和智美集团(谈合作,智美集团是中国第一家集赛事运营、节目运营、品牌服务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集团。

  2015年初,沈阳市委提出了打造“足球之都”的目标,杨树就是这个战略的直接执行人。沈阳是老工业基地,经济一直缺乏亮点,而足球可能给它带来一次转型的契机。

  沈阳有辉煌的足球历史。1989年辽足获得亚俱杯冠军是中国首次获得亚洲冠军,2001年中国男足在韩日世界杯的出线之战,赛场就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在中国足协评选的足球先生中,有7个来自沈阳。“沈阳人最幸福的时光是1980年代,那时每个周末都有球看,辽宁队是逮谁灭谁,十连冠呀。国家队11个人10个都是辽宁队员。”出租车司机老杨说,后来经济不行了,好球员都到南方踢球去了。辽宁曾经有三支中超球队,现在只剩下辽宁宏运一支。

  这些历史是沈阳的一笔财富,如何盘活这些无形资产带动经济发展,是沈阳市的领导层经常琢磨的问题。仅在5月,沈阳市政府召开了两次市长办公会专题研究体育和“足球之都”的工作。杨树做专题汇报,规划、土地、财政等部门的人都参加,很多问题当场拍板。经过杨树反复强调,困扰多年的体育用地问题得到解决,和很多城市一样,沈阳的体育用地总是被商业用地挤占、蚕食,“现在沈阳体育用地规划马上要上规委会了,进入法定程序,谁也改不了”。

  杨树的工作主要围绕两点开展:把沈阳的足球氛围搞上去,把沈阳的足球产业搞上去。2015年以来,沈阳从国内外引入了很多足球赛事,比如国足的很多比赛、明年夏天承办的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此外,沈阳大中小学、业余队都要打联赛。除了赛事,沈阳发起了城市足球联盟,力图让沈阳成为东北乃至东北亚的足球交流中心。和所有的城市一样,沈阳的球场也很匮乏,在硬件设施上沈阳也下了本钱。“2014年我们花2000万建造了50个笼式足球场,以后财政每年都要不低于这个数字拿钱建球场。”杨树说,沈阳一共要建600个球场。

  沈阳一直有足球传统,搞好足球氛围不难,但搞好足球产业难度更大。“沈阳体育产业主要发展第三产业,比如休闲体育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杨树说,沈阳浑河两岸50里将打造体育产业集聚带,“这里土地成本低,做体育产业有可操作性。”浑河两岸的高尔夫球场将被拆除,建成连片的足球场,不远处是商务写字楼。他介绍,目前通过招商已经储备了一批项目,此外沈阳还将设立一个体育产业资金,财政投入资金约1亿,“还有一个足球产业基金,打底是5个亿,包括银行、基金公司在内的十几家金融机构会跟我们合作”。

  2014年3月,新华社接到中央的课题调研中国足球现状,其成果就是足改方案的前身。新华社浙江分社副总编辑方益波是该课题的参与者之一,他发现很多大企业对政策趋势十分敏感,“6月初正在调研的时候,马云投资了恒大足球”。在更早的2014年1月,上海绿地集团接手了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2015年1月27日,华夏幸福基业收购中甲球队河北中基足球俱乐部,并更名为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

  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2014年赛季结束之后,冲超成功的重庆力帆俱乐部开始寻求转让,在打给重庆体育局的报告中称,即使卖不掉,也会放弃2015年的中超资格。足改方案下发之后,重庆市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才放弃了转让的想法。

  财务上不堪重负是尹明善想放弃的主要原因。根据网易发布的《2014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报告》,2015年中超16家俱乐部的总投入是48亿,平均每家投入3亿;而经营产生的总收入是20亿,平均每家收入1.3亿。只有5家俱乐部实现盈利,但不少人认为能赚钱的俱乐部几乎没有。

  “以上座率、经营情况最好的恒大来说,它的成本要比公布的高得多,所以很难说它是赚钱的。”一位业界人士说。此外,这些俱乐部最大的一块收入都来自俱乐部母公司的品牌代言费,属于关联交易,相当于母公司为其输血。中超的16家俱乐部都是富二代,但中甲和中乙俱乐部就没有这份幸运。多年以来,中甲和中乙俱乐部都是在生死边缘挣扎,球队欠薪事件经常发生。2月27日,就在足改方案通过的当天,沈阳中甲中泽俱乐部宣布退出,原因是母公司资金链紧张。在此之前,中泽尝试把俱乐部转手,转让价格一降再降,最后几乎等于白送也没有找到下家。为了保住这支中甲球队,杨树几乎把沈阳的公司找了个遍,但是有意愿、也有能力接盘的人很少。

  没有商业模式、财政困难,是所有俱乐部都面临的问题。在国外,足球俱乐部的收入构成通常是电视转播权占60%,赞助占20%,门票授权等占20%。但在中国,中超电视转播权收入少得可怜。“央视一般给几百万,今年是3000万,分到每家俱乐部头上不到200万。而一家被降级的英超俱乐部,每年转播权收入是7000万欧元。”曾实地考察过英国足球的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黄雁说。这次足改方案明确提出了建立足球赛事转播市场的竞争机制,但由于央视特殊的垄断地位,很多人认为这一点落实有困难。

  “能不能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央视按成本价转播,广告收入扣除成本后与中超分成?”黄雁呼吁说。他预估这种模式下每家俱乐部可以分到2000万左右。2014年中超联赛的上座率达到场均18571人,为亚洲第1、世界第10,关注度如此之高但电视转播权收入却如此之低,看上去很不合理。另外,过去由于足坛假赌黑事件,中国足球一直没有开彩。足改方案中比较有想象空间的一条,是发行足球彩票。2014年全国体育彩票1000多亿,业界预测足彩开放将会翻一倍,只需取微小的份额,足球俱乐部都会得到巨大的福音。但足改方案的措辞十分谨慎,是“积极研究推进发行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而不是已经认可发行。

  在足改方案下发之前,很多足球俱乐部已经开始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减少财政压力。2014年,绿城足球俱乐部借鉴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的会员制模式,研究搞众筹,简单地说就是把绿城俱乐部的球迷变成股东。“但这事可能会涉及一些敏感的金融问题,我们也没敢往下推。”绿城公司总经理杜平说,他也在考虑把绿城足球和其它文化资产打包在新三板上市。目前,准备在新三板上市的足球俱乐部已经有长春亚泰、北京国安、广州恒大淘宝等。引入战略投资者,也是一条路。2014年绿城俱乐部的绯闻对象是阿里巴巴,2015年则变成了一家网络公司。

  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财政困境,背后有制度性的因素。“2004年中超俱乐部的原始设计就存在隐患。”中国足协执委、人民日报体育部副主任汪大昭说,当时提出要按现代企业制度、按股份制建立中超俱乐部,并且取消企业冠名,“但取消企业冠名当时遭到了俱乐部强烈抵制,而股份制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实行。”一家企业冠名了俱乐部之后,如果不改冠名很难再找到第二个或更多的投资者,股份制无法实行。这种做法限制了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足球俱乐部财政困难根源于此。

  “这样遭受损失的是中国足球,破坏的是足球文化。”汪大昭说,足球属于一个城市的文化,不应该被一个人、一家公司决定,“这事迟早要变”。在这次足改方案中,提到了“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打造百年俱乐部”,意指在此。1985年日本足协酝酿取消俱乐部企业冠名,也曾遭到俱乐部激烈反对。1993年日本J联赛规定,凡是不取消企业冠名的球队不准参加J联赛,20家俱乐部中有10家退出了联赛,剩下的10家加速了股份制改造。汪大昭曾去日本考察,发现一家俱乐部的股东有50家之多,当地的公交车公司、邮局都是股东。“邮局免费给球迷寄送俱乐部信件,球迷买了比赛门票可以免费坐公交车。这就是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做足球。”汪大昭说。

  2014年6月5日,阿里巴巴12亿买下恒大足球俱乐部50%的股权,恒大俱乐部更名为恒大淘宝俱乐部。如果有足够的钱,许家印不会找马云。2010年,挥舞着天价支票、大肆从国外引援的恒大开创了“金元足球”时代。这种短平快的模式,迅速提高了球迷对中国足球的关注度。中国足球氛围的改变,恒大功不可没。但是这种烧钱模式很难持续。2014年恒大足球的支出,约等于韩国K联赛12支球队一年的总支出。在2010年-2013年4个赛季中,恒大平均每个赛季的转会投入为1.05亿元,这大约相当于整个日本J联赛4年、或者是韩国K联赛15年的转会投入。

  2013年恒大夺得亚冠联赛、中超联赛双料冠军,不可一世。但2014年,无论亚冠还是中超联赛恒大都遭遇了危机,亚冠卫冕失败、打入4强赛,中超联赛最后时刻才惊险夺冠,整个赛季的进球数相比2013年降幅惊人。2015年,恒大的表现也很吃力,5月29日踉跄地进入亚冠8强赛。

  尽管中超俱乐部慷慨烧钱,真正有长远打算的可能并不多。16家中超俱乐部,只有杭州绿城、上海上港、天津泰达拥有自主产权足球基地。“有自主产权的足球基地很重要,这说明老板对球队有长远打算。”龚华说。于成道人最新奇门资料,在这三支俱乐部中,只有绿城是民营企业,上港、泰达都是国企。绿城也是青训做得最好的俱乐部,中国男足各级国家队中,绿城培养的队员最多。目前国家队U18的11位队员中,7位来自绿城。但因为在烧钱引援上不力,绿城足球的成绩一直不佳,关注度也远不如恒大。

  “我们最关心的是,新的足协主席由谁来当。”一位中超俱乐部总经理说。这是中国足球的顶层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

  多年来,人们习惯性地把中国足球的发展障碍问题归罪于中国足协。足协改革是中国足球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部分。

  尽管足改方案确立了中国足协脱离体育总局成为民间团体、中超联赛管办分离的大方向,但具体操作至今没有明确的方案。据《足球报》等媒体报道,6月初中国足协向体育总局递交了机构改革方案,现任足协主席蔡振华将有可能因副部级行政干部身份卸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新主席人选可能从中国足协执委会19名副主席中产生,张吉龙、容志行等人成为热门人选。业界流传,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也是人选之一。

  多年以来,足协的管理体制一直被诟病。“中国足协是事业单位,办事风格比较官僚,足协领导定了件事最后还得请示体育总局,总局又是庞大的机构。足协远离市场反应迟钝,做的决策常常脱离实际。”上述俱乐部总经理说。但这样一个远离市场的官僚机构,一直掌控着中超联赛,中超公司总经理由中国足协委派,而不是16家俱乐部股东选举产生。足协高层领导人既不懂足球,也不懂市场,这是多年来业界呼唤管办分离的核心原因。

  俱乐部层面对这次改革呼声最高的,是减少中国足协对中超联赛、中超公司的干预。中超公司的股东结构中,中国足协一股独大占36%,16家俱乐部每家4%。1990年代足球职业化、市场化发展的初期,参与的企业都很小,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有限,足协强力介入曾经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现在已经不合时宜。

  最激进的一种看法认为,足协在中超公司不应该有股份。“足协的职责是对整个行业进行宏观管理,比如制定刚性规则、监督执行,还有校园足球、社会足球等。它不应该这么深地参与到联赛中。”黄雁说,中国足协有办赛的权力,联赛是它的,“我的想法是授权,中国足协用托管经营的方式把联赛授权给中超公司,足协收取授权费而不是参与中超分红。它和股东形式有本质区别,这样在体制上比较顺。”

  从5月开始,中国足协、中超公司已经陆续开过很多会。“现在有很多种想法和方案,但是都没有定,现在不好说。”一位中超公司董事说。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足协、中超的具体改革措施并不是由利益相关方博弈而出,也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说了算,国务院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才是最终的决策机构。

  虽然问题千头万绪,但黄雁认为核心问题就是两个:权力再分配和利益的再分配。“谁是新足协主席”并不只是个人选的问题,而是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问题。“要看谁给足协主席发工资,谁决定他的命运和位置。如果还是由体育总局决定,那就等于没有改。”

  对于中国足协脱离体育总局,也有人表示担心。过去足协组织赛事,地方政府的体育局、文化局、公安局都还买账。一旦中国足协成为没有行政级别的行业社团,那么别人是否还买账?在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中,任何改变都不是孤立的。相比国企、金融、财政等的改革,足球改革容易得多。足球改革到底能改到什么程度,对中国的下一步深化改革有风向标的意义。

  前几年很多球迷对中国足球丧失了信心,现在职业联赛环境得到净化,球员们的精神状态也不同以往。但也有人认为“情况很不乐观”。据中国足协一位副主席介绍,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奇缺,1995、1996年出生的运动员人数开始剧减,最严重的是1998、1999、2000年这批球员。其中,1998年出生、在足协注册的U16运动员只有86人。2014年“墨西哥国家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代表中国出战的U16国少队以0比6的比分输给了美国国少队,原因在于无才可选、无计可施。而中国的国家队未来也是由他们组成。

  “中国13亿人里面,把裁判、教练等等足球从业人员满打满算加起来,足球人口也不超过50万。”这位副主席说。2012年中国足协进行过一次家底大调查,统计全国注册的足球运动员只有8000人,而当年法国有146万,日本有50万,连成绩很差的越南也有5万人。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不折不扣的足球小国。

  “这一次足改方案中,管办分离、校园足球这两个是抓住要害的。”方益波说。管办分离是理顺体制,而校园足球是为了提高足球人口、夯实足球发展的基座。

  2009年体育总局启动过一次校园足球,在46个城市2200个学校开展,要求班班有比赛,体育总局一共投入5600万为学生提供保险、买运动装备。“但很多学校都是当成任务对付一下,抽一天组织学生玩一下。在有的学校,学生们连体育课都上不了,更别说足球。”上述足协副主席说,尽管如此也涌现出了一批不错的孩子。这一次改革,校园足球由教育部主抓,要求在中小学普及足球课,并且建立起联赛体系。但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应试教育不改革,不注重学生的身心培养,不给学生减负,校园足球也很难开展。

  1980年代,北京国安副董事长张路是北京足球技术领导小组成员,主要工作就是抓校园足球,“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就开始抓了”。那时的主要做法就是抓校队、抓尖子、搞全国的“三杯赛”。“但是搞到1990年就没有人了,中国足球衰败的根源就在这里。这是我亲历的事情。”张路说。失败的原因在于,抓尖子意味着大多数孩子踢不上球,把很多有天赋的孩子挡在门外;搞比赛通常意味着早练狠练,透支了孩子的潜力,也让很多人失去了兴趣;抓校队导致有的学校拼命挖足球尖子,而其它学校不堪一击、www.7879b.com,失去兴趣。他一再跟教育部门呼吁,不能再走老路,尤其不要成绩导向、大搞比赛。“这次思路要彻底转变,校园足球不是为了给中国足球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孩子健康快乐。”张路说,小学只要保证孩子们有球踢就行,中学要兼顾普及和提高,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分流一部分到专业足球学校。

  中国足球的失败,是急功近利价值观导致的失败。“体育有两个概念,广义的概念是physical culture,身体的文化;窄意的概念是sport,运动。”张路说,后来随着国家奥运金牌战略的推广,体育就变成了只重视后者sport,而且讲究比赛是杠杆、成绩是动力,“到最后体育等于了成绩、等于了金牌”。

  足球是一个快乐、激情、彰显个人、解放天性的运动,有天性的解放,才有智慧的迸发。激烈的对抗、坚韧不拔的精神、出人意料的结局都是足球的魅力所在。但是中国的体制、教育,处处都有对天性的束缚。足球像一个隐喻,代表了大国脆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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